邓小平，1997年逝世；王淦昌，1998年逝世；陈芳允，2000年逝世；杨嘉墀，2006年逝世；王大珩，2011年逝世。他们用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护佑着“863计划”顺利展开，并初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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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让国人深切感受到自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两弹一星”的重要，也让我想起第一次给我科普“863计划”伟大意义的人，是该计划的倡议者之一杨嘉墀院士。

　　1999年，我因为采访中国载人航天计划而走进杨嘉墀院士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里的办公室。面对我这个战略问题“小白”，他竟耐心地用了一个多小时给我讲什么是“863计划”，要怎样中国人才能不受欺负。

　　当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刚刚被炸，杨嘉墀院士说了一句现在看来很有前瞻性的话：“这说明美国早就将中国当作21世纪的潜在对手。”

　　他希望年轻人不要满足于舒适的生活，他告诉记者，没有两弹成功爆炸，没有卫星升空，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

　　是“两弹一星”将中国稳稳地推进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么说对吗？我问。“这种说法虽然失之偏颇，但说明了航天技术和其他高科技成就能够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必须有新的航天成就。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高科技的发展。”

　　杨院士力主把空间技术写入“863计划”。他解释：“空间技术的发展程度是综合国力的一个标志，中国人何时能坐上自己的航天飞机涉足外层空间，这个问题一直为国人所关注。有人认为，联合国的条约对于月球与南极的政策是一样的，规定月球属于地球人类，谁先进入就归谁占领，如果中国人不及早勘测月球，对太空的研究就可能步步赶不上。”也因此，航天技术领域的预算占了“863计划”100个亿的40%之多！

　　他当时提到的“月球也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的第一站”，跟这些年欧阳自远等院士强调的观点一样。中国的天问一号造访火星，其实在制定“863计划”的时候已经在这些战略科学家的谋划里了。

　　有一个小插曲—— 杨院士谈到，美国的一位女科学家创办了一家探索月球的民间航天公司，准备开私人探索太空之先河。中国多次成功发射“长征四号乙”，证明了自己研制运载工具的可靠性。我当时就问：美国最老的宇航员葛瑞77岁仍漫游太空，您今年80岁了有没有这个雄心呢？

　　杨老立刻笑了，说：“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机会飞上太空，打破吉尼斯纪录。”22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他厚厚眼镜片后面真诚的笑容。      然而，报道发出第二天，杨老给我打电话很委屈地说，他国内外的孩子和学生都批评他了，“那么大岁数了，你有这个身体吗”“你是老顽童啊，怎么在报纸上瞎说啊”……

　　我却能理解他，这是多么可贵的赤子之心！没有这份天真，4位科学家根本不敢给邓公写信，也不能坚守这个信念一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那时候，国家刚说拿出100亿发展“863计划”，国内就有人质疑：粮食都不够吃，还拿出这么多钱搞什么高科技？国外也有认识的人嘲笑：美国一家大企业1年的科技投入就是30多亿美金，相当于100多亿人民币，中国拿这点钱15年投入8个领域（原来7个领域，1996年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编者注）数千项技术，不是开玩笑吗？

　　4位科学家为此而不懈地奔走和鼓动。从1986年3月3日上书之后到去世，王淦昌12年为科技布局和发展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主管部委的负责同志写了15封信（参见《王淦昌全集》）。

　　两年前，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个实验室采访，进门的时候陪同人员叫住我，让我看门口一个简陋的张贴栏，“这是王淦昌王老的书法，我们每天进门都要看一看”。

　　上面有一张照片：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今天，与世界先进国家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

　　他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落款1996年10月14日。此时距他仙去只有两年的时间。

　　说到王淦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眼圈是红的。

　　1998年的一天，杜祥琬接了一个电话，“王老直接说，让你爱人接电话！然后对我爱人说，听说祥琬最近身体不好，你要照顾好他！那一年，我才60岁，但他已经90出头了，还在担心我的身体。”此后不久，王淦昌院士就去世了。因为这位90岁的老人深知，国家培养一个科学家不容易，当时的科技人才青黄不接，希望杜祥琬能身体健康地多为国家做贡献。

　　其实，在4位科学家写给邓公的信里就明确说了人才问题：“由于从事两弹及人造卫星等尖端任务，对各项新技术包括激光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并已培养了一支攻坚的队伍。这是我国多年来精心培养出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组织他们继续前进，而不宜任其分散。否则，现在散了，以后要重整旗鼓就难了，那将是使用人才的大浪费。我们还担心，如果不用好这些人才，其中有些干才难免有给美国拉去的可能。”

　　当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就面临着巨大的人才流失风险。最难的时候，很多人才去了附近的长虹电视机厂。为了活下去，他们生产过洗衣机、塑料制品、衣服架等等民品。跟地方企业签了合同，不少大科学家和高工帮着他们卖货站台。      

　　在红砖厂房边听年轻的工程师介绍当年的苦，耳边是《追梦赤子心》的旋律。“向前跑 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 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

　　无论是学部委员、院士，还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头衔，对这4位老人来说，为国家科技发展争取空间和舞台的时候那些头衔光环可以戴上，但也可以摘下，甚至可以摔个粉碎。因为他们“不让中国人受欺负的志向”从未改变。年轻时王大珩马上就要拿到谢菲尔德大学博士学位了，但有个光学玻璃企业招人，他义无反顾地去当了技术员，理由简单：因为这个技术将来祖国需要。

　　别人的误解嘲笑和指指戳戳，又算什么？进与退，荣与辱，得与失，都是服务于内心大目标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如果说“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地基，“863计划”就是搭建平台的第一层！万事开头难，他们为了中国科技的大厦，吃了太多的苦，但他们内心坦然、心态平和，结果都很长寿。

　　正如杜祥琬院士说的那样，“‘863计划’传承了‘两弹一星’的成功之道。”比如在共同的国家目标下联合多家单位一起做事；全国一盘棋、建设国家队，建设纠错机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这些过去成功经验的传承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也结出了丰硕果实”。

　　2016年，随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出台，“863计划”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令人欣慰的是，这几位老人像爱惜眼睛一样护佑着的火种，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个个迸发出来，连绵在一起，助推着走向强大的中华。